大驾卤簿的后队与前队基本呈对称分布，包括持钑后队、大晟府后部鼓吹、天子五辂中的另外四辂（金、象、革、木）、掩后队等。

孟元老此段400余字的记述，并非对大驾卤簿进行面面俱到的描写，而是将重点放在驯象、旗帜和卫兵服饰之上，以路人视角，展现队伍连绵不绝之状。千载之下，读其文字，但觉雕绘满纸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可以想见当日这皇家胜景铺排布列在隆冬时节的东京御街之上，该是多么引人注目的视觉景观，目睹这一盛况的东京百姓，内心会是何等震撼。

孟元老不仅关注大场面，更从细节上写出了徽宗“政和大驾卤簿”是如何极尽奢侈：卫兵衣服以织锦为料、腰带用铜（金束带）、衣物上的花纹用绣工，且多用金银、珍珠做装饰，堪称“高调奢华有内涵”。他还特别写到跨马之士所服“五色介胄”，这是徽宗时期独创的一种“铠甲”，专供仪卫士兵穿着。这种铠甲以布为里，黄绸为面，用青绿之色画出甲叶纹样，并用红锦缘边，从背后至前胸缠绕华丽的腾蛇锦带；又用青绸做成长可及膝的下裙，用红皮制成络带。仪仗队的士兵身穿这种五彩斑斓的丝绸“铠甲”，装饰效果真可满分，却也只是充当装饰而已。

《宋史·仪卫志》追述历代帝王仪卫的演变过程：“《书》载弁戈、冕刘、虎贲、车辂，周官旅贲，王出入，执盾以夹王车。朝仪之制，固已粲然。降及秦、汉，始有周庐、陛戟、卤簿、金根、大驾、法驾千乘万骑之盛。历代因之，虽或损益，然不过为尊大而已。”由于历代帝王的奢侈之心，原本“明制度，示等威”，“慎出入，远危疑”的仪卫制度，蜕变为“尊大而已”，尤其是宋徽宗，相信蔡京等人的“丰亨豫大”“惟王不会”理论，以铺张浪费为帝王本分，更是将仪卫的“尊大”之弊发挥到登峰造极。

绍兴十三年（1143），宋高宗举行定都临安后的首次郊祀大礼，修订卤簿制度，纠正了徽宗时期的各种奢靡浪费：“准国初大驾之数，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。内旧用锦袄子者，以缬缯代；用铜革带者，以勒帛代。而指挥使、都头仍旧用锦帽子、锦臂袖者，以方胜练鹊罗代；用者，以绸代。禁卫班直服色，用锦绣、金银、真珠、北珠者七百八十人，以头帽、银带、缬罗衫代。旗物用绣者，以错采代。车路院香镫案、衣褥、睥睨，御辇院华盖、曲盖及仗内幢角等袋用绣者，以生色代。殿前司仗内金枪、银枪、旗干，易以漆饰；而拂扇、坐褥以珠饰者，去之。”帝曰：“事天贵质，若惟事华丽，非初意矣。”（《宋史·仪卫志三》）